（一）、剧目源远流长。现存剧目近300出，分为“喜曲”和“正戏”两类：
“喜曲”现存70余目，可分赐福、庆寿、送子、进宝、灯会、家教、贺屋、贺婚、饮宴等10个类别，所唱均为颂祝、吉庆之词，主要用于民俗文化活动中的围鼓坐唱、彩唱、走唱，其内容与民众日常生活紧密相关，但凡民俗文化各类事项，高腔喜曲都有与之对应的曲目，最能体现其社会功能。喜曲服务于民俗，民俗需要喜曲，二者相得益彰。
“正戏”占绝大多数，其中，明代传奇剧200余出，包括《荆钗记》等南戏五大传奇经典剧目，文武兼备，门类齐全，风格多样，充分展示岳西高腔剧目的文学价值、文化品位和艺术造诣。剧目的最大艺术特征，是打破原曲词的“曲牌体”结构，使其通俗易懂，增强艺术表现力。这一变革，形成一种新型的戏曲文学体制，促进了中国戏曲的发展，岳西高腔剧目从而在中国戏曲文学史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。
（二）、音乐独具特色。岳西高腔的音乐体制基本属于“曲牌联套体”，已积累唱腔百余种，“所唱皆南曲”。曲牌大致可分为[驻云飞]、[混江龙]、[红衲袄]、[莺集御林春]、[傍妆台]、[金钱花]及杂调等7大类。音乐风格古色古香，古朴粗犷、喧阗热闹与优美典雅、委婉流畅兼具。岳西高腔音乐的最大特色是“滚调”，其板急调促如念似唱的“畅滚”，风格尤为突出。音乐结构是“腔滚结合”，民间至今尚沿袭唱、帮、打三者融为一体，以板击节、一唱众和，以锣鼓伴奏的古老演唱形式。演唱、授徒，还是以明清传承至今的“箍点”为依据，凸显其古老剧种独有的艺术风貌。
（三）、表演形式多样。岳西高腔的表演艺术形式：
其一，“围鼓坐唱”，演唱者不用妆扮，分唱剧中角色，各执打击乐器，由鼓板师领头，一唱众和；
其二，“彩扮走唱”，呈现流动、多元、开放形态，群众性、参与性、民俗性极强。部分剧目，如《采茶记》吸收采茶歌舞，采莲船为宋代歌舞，《坐场》（即五马），保留宋代竹马戏遗风。岳西高腔与多种民间艺术形式融合一处，凸显其草根艺术特色。
其三，舞台演出，按剧本分行当扮演角色，以“四功五法”等程式化舞台艺术进行表演，严谨、规范，观赏性强，是岳西高腔的主体艺术形态。
（四）、与本土民俗文化融为一体。岳西高腔深深融入本土民俗文化，人多面广，涉及千村万户。不仅是“台上之戏”、“书中之曲”，也是大众的“生活之曲”、“身边之戏”。
其一，旧时岳西高腔被视为正宗，可参与有关宗族、宗教及平民生活中喜庆、娱乐等一切活动的演出，独不涉丧、赌活动。特定的演出场合有特定的演出剧目、演出习俗。比如：宗族落成宗祠、宗族出谱要在宗祠万年台首演“采台”；唱“谱戏”贺谱。两种习俗所唱剧目，如：《小赐福》、《九世同居》、《六国封相》等象征兴旺和谐的曲目，谱戏必另加《点元》，以祝族中子弟应试高中；“关帝会”要唱《坐场》、《降曹》、《过府》等“夫子戏”，“娘娘会”、“刘大仙庙会”等酬神还愿的“香火戏”，要唱《戏连》、《大度》、《小度》、《思春》、《思婚》等剧；“贺新屋”要唱《观门楼》、《鲁班修造》，新店开张要唱《财神进宝》、《贺店》，老人作寿要唱《八仙庆寿》、《彭祖讨寿》，学子赴考、高中唱《点元》、《报喜》，官员升迁要唱《封赠》、《大金榜》等等。
其二，正月玩灯是岳西最热闹的民俗文化活动，在花灯簇拥、锣鼓喧天、龙狮劲舞中，民间艺术竞相展示，岳西高腔置身其中，既是表演者，也是民俗文化构成者。所唱如《天官赐福》、《财神下界》、《数八仙》、《戏采茶》、《十二月花神》、《庆贺上元》或者唱《蟠桃会》、《盘丝洞》等单出高腔戏，其表演形式载歌载舞、戏舞结合。
其三，伴随这些演出还有许多古风浓郁的仪规（或曰戏俗）。如灯会演唱“坐场”是彩唱、走唱，要扎“半副銮驾”（掌扇、金瓜、钺、斧、令旗等）的专用仪仗灯，刘、关、张、二夫人要穿皇家服饰骑马（竹马灯）奔跑穿插，称“戏五马”；戏《太平灯》要跑《五猖》、唱《玄坛》，“猖兵”还要在“赵元帅”率领下，拜“社堂”后挨村逐户“搜鬼驱邪”，颇具原始信仰的神秘色彩；“闹新房”的演出属走唱，坐唱。艺人不妆扮，唱《撒帐》时要撒“花米”、行“撒帐”和献“交杯酒”仪礼，不可唱《送子》（视为不祥），必以《点元》收尾；“送子”演出有神话色彩，属彩扮“走唱”，艺人要妆扮成观音、土地，骑着麒麟，吹吹打打来到东家，东家则要摆香案红烛跪接。观音入室要上高台演唱《观音送子》一曲，将“麟儿”赐予接子夫妇。
民俗文化中有高腔艺术，高腔艺术中有民俗文化，构成了特有的“高腔文化”现象（文化部“文化信息共享工程”已录制《安徽“非遗”—岳西高腔》专辑）。
岳西高腔传承中心汪同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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